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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才华取代血统：优绩制如何塑造了现代世界｜新年书摘

在人类历史的漫长岁月里，权力与地位由血统决定，贵族世袭，阶层固化。随后，一种革命性的理念悄然兴起：人应当因其才华而非出身获得晋升和机会。这一被称为“优绩主义”的思想，从中国古老的科举制度，到西方启蒙运动后的文官制度改革，逐渐积蓄力量，最终在20世纪汇聚为一股历史潮流，成为全球主导的社会观念，深刻塑造了现代世界的面貌。在《才华贵族》中，历史学者伍尔德里奇梳理了优绩主义思想的源流，同时指出，在今天的西方世界，优绩制陷入了危机——居于社会顶层的财富精英阶层，正利用教育、资源与文化优势，将自己的“优绩”转化为可以世袭的“新特权”。经出版社授权，第一财经节选了书中部分篇章，以飨读者。

塑造当下社会的优绩主义思想

“优绩制”（meritocracy），这个由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扬（Michael Young）在1958年才创造出来的词，是西方世界当前最接近普遍意识形态的思想。

通过“优绩制”一词的定义，就能使我们对其缘何如此受欢迎略知一二。一个信奉优绩制的社会兼具下述四种特质，而其中每一种特质都值得称道。其一，优绩制社会以人们能凭借自己天生的才华在生活中取得进步为荣；其二，优绩制社会通过提供全民教育来尽力确保机会的平等；其三，优绩制社会禁止基于种族、性别和其他不相关特征的歧视；其四，优绩制社会通过开放竞争，而非通过恩庇制（patronage）和任人唯亲（nepotism），来授予工作职位。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与优绩主义是现代政治思想中的黄金搭配，政治家们总是可以通过谴责不劳而获的特权为自己赢得嘉许。

近几十年来，功成名就的政客们所拥有的共同点，便是对于迈克尔·扬所创的这一新词的信仰。玛格丽特·撒切尔自认为是一位改革派优绩主义者，她与自己党内那些慵懒的建制派人士和左翼那些暴戾的集体主义者展开了一场划时代的斗争。罗纳德·里根宣称：“所有的美国人在受到评判时，唯一的依据便是个体之优绩，并且有权凭借自己的梦想与勤奋走得尽可能远。”比尔·克林顿则表示：“全体美国人民不仅有下述权利，而且对此负有庄严的责任：凭借上帝赋予的才华与决心，尽可能攀登到所能达到的高度。”巴拉克·奥巴马后来也重申了这番套话。托尼·布莱尔多次在新工党与优绩制之间画上等号。戴维·卡梅伦声称，英国是一个“志存高远的国家”（Aspiration Nation），他的政府会站在“所有那些努力工作并求上进的民众”一边。鲍里斯·约翰逊称赞优绩制的做法可以“让合适的脆玉米片抵达包装盒的最上方”。诸如此类对优绩制的赞美不足为奇：民意调查一再显示，大多数人对于干预优绩制原则的举措都表示强烈反对。例如，2019年一项来自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民意调查表明：73%的美国人（其中包括62%的非洲裔美国人）表示，大学在做出学生录取决定时，应避免考虑种族或族裔因素。

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分野亦被跨越：全球各地成功的公务员体系均采用了精英选拔机制和择优晋升制度；成功的公司，如麦肯锡和高盛，以集聚英才的聪明才智为卖点；科技行业则更是以优绩制之化身自居。

优绩主义思想正彻头彻尾地塑造着当下社会。越来越多的巨额财富掌握在脑力出众的人手中，例如微软的比尔·盖茨和Facebook的马克·扎克伯格这样的电脑极客，或者对冲基金界的先驱人物乔治·索罗斯和“量化投资”方法的奠基人吉姆·西蒙斯（Jim Simons）这样的金融奇才。世界首富杰夫·贝索斯以最优等成绩及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成员的身份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并认为在自己身边安排一些学术上卓有成就之士实属必要。此类高智商人群甚至在资本主义的草莽地带也会崭露锋芒：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最大的七名寡头中，有六名在成为自然资源大亨之前已获得数学、物理或金融方面的学位。

比尔·克林顿认为赚钱与学习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一观点也日渐被证明所言非虚。以美国为例，同样从事全职工作，年轻的大学毕业生的收入要比年轻的高中毕业生高63%，而且前者拥有全职工作的可能性要远高于后者。目前，这种大学的溢价效应是1980年的两倍，并且仍在持续增长。原始智力（raw intelligence）是预测人生成就的最佳指标之一。据从事社会流动方面研究的彼得·桑德斯（Peter Saunders）估计，用10岁时的智商测试成绩预测孩子未来的社会阶层，其准确度要比用他们父母的社会阶层来预测高出3倍。对一群1970年出生的英国儿童的研究发现，那些在10岁时智商分数位于前25%的儿童，远比那些得分处于末25%的儿童更有可能企及社会的精英阶层（前者成为社会精英阶层的概率为28%，而后者的概率仅为5.3%）。

受教育程度及智商也决定了我们的居住地。在战后的美国，拥有大学学位的人分布均匀，与地区无关亦无城乡差别。时至今日，底特律仅有10%的居民拥有大学学位，而在旧金山、波士顿、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的居民中，这一比例则超过50%。曾一度感到自豪的地方精英阶层，正在被纳入一个由教育决定、以沿海地区为中心的全国性精英阶层。在英国，人才如今都集聚于大伦敦地区和牛津、剑桥等高智商城镇组成的“群岛”上。一项对近50万名自愿将DNA记录留在英国生物样本库（UK Biobank）中的英国人的追踪研究表明，离开贫困地区的人比留下的人更聪明，也更健康。

世界各地的家长都在同一台由优绩制驱动的跑步机上挥汗如雨，心中交织着希望与焦虑。英国家长平均每周要求他们十多岁的孩子参加10小时的课外补习，中国家长是12小时，韩国家长是15小时，而保加利亚家长则是达到16小时。在韩国，一些家长自孩子考前的100天起，就会每一天祈祷；尔后在考试当天，也会端坐在学校外面祈祷。在新加坡这个全球优绩制圣殿，学生为“钟形曲线之神”竖起神龛，此神所指代的是正态分布曲线，即“统治他们生活的无所不能且神秘莫测的力量”。当我们离开中小学或大学时，这些测试也并没有停止：全球数据显示，企业会对72%的中层管理职位和80%的高管职位进行能力倾向测试和人格测试。

优绩主义使每个人都处于持续的焦虑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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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绩主义思想如今正经受一大批难以对付的批评者的抨击，他们强烈谴责我们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幻觉”“陷阱”和“暴政”，也是白人施行压迫的手段。这种批评有其广泛且多元化的来源，既来自精英学者，也可能出自愤怒的民粹主义者。我们心底某些最深重的忧虑——从种族不平等到由过度竞争引发的心理压力——助长了这种批评。

批判性种族理论家对优绩主义思想怀有强烈的敌意，大牛证券，大牛证券配资，香港大牛证券公司他们认为优绩制充其量是将社会不平等辩解为自然不平等的一种方式。所谓的客观测试充满了文化偏见，因此也充满了种族偏见。

民粹主义者喜欢批评优绩主义者“自命不凡”“自以为是”和“脱离现实”，同时也持有某些更具实质性的反对意见。他们抱怨说，那些所谓的“认知精英”在治理世界方面表现得很糟糕：金融危机正是由高素质的“宽客”（quant）推动的，他们建立了一间数学王国里的纸牌屋。福克斯新闻（Fox News）最杰出的专家之一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也认为，优绩制就好像吸附在整个社会上的“水蛭”，它将成功人士挤在自我陶醉的飞地里，使他们对同胞的同理心变得迟钝：

五十年前，SAT考试（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将一大批聪明人从美国各地的小镇里选拔出来，并将他们输送至少数的精英机构。他们在那里相互认识、结婚生子，并搬到数量更少的精英社区。我们创造了有史以来最有效的优绩制……但优绩制的问题在于，它能将我们社会中的同理心抹杀殆尽……一旦你认为所有的好运都是自身美德的产物时，你就会变得格外喜欢评判、缺乏同情心、全无自知之明、傲慢、愚蠢。我认为这一切也正好可以用来形容我们当前的统治阶级。

一些对优绩主义最尖刻的批评者，来自优绩主义制度的核心圈层。丹尼尔·马科维茨（Daniel Markovits）是耶鲁大学法学院圭多·卡拉布雷西（Guido Calabresi）讲席法学教授。该学院仅录取1%的申请人，为他们提供进入美国新精英阶层的黄金入场券。在马科维茨所著的《精英陷阱》（The Meritocracy Trap， 2019）一书中，这位自诩为超级优绩主义者的人认为“优绩纯粹是一种假象”。他认为，如今的优绩制旨在通过精英教育机制，将特权以世袭的方式从一代传给下一代，这与其初衷截然相反。精英阶层的成员斥资数百万美元为自己的孩子构建教育优势：或是搬迁至合适的学区，或是将孩子送到合适的私立学校，但必定包含丰富的课外活动。与此同时，家境较为贫困的儿童则被困在阶梯的底部，从一出生就被欠佳的婴儿护理、劣等的学校和普遍缺乏的发展机会所拖累。这座幻想的宫殿，同时也是一个苦难工厂。在这个体系内功成名就的人也已被过度的工作压垮：阅读文件至夜深人静；随时都得回复电子邮件；智能手机永远嗡嗡作响。

这样一种批评是对的，即优绩主义理论往往可以成为阶级特权的伪装。享有特权的儿童，在父母支持下开始生活，然后在诸多优质学校和课外补习组成的康庄大道上漫步。在实现自身全部潜力方面，他们比贫困儿童的机会大得多。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从8所精英中学招收的学生，比从3000所公立学校招收的学生总数还多；常春藤盟校中来自收入分配前1%的家庭的学生人数，比来自收入分配中排名后50%的家庭的学生总数都多。

还有一种批评也没说错，即优绩制是一名冷酷的监工。大多数专业人士的人生都是在优绩制的跑步机上度过的，就像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全景监狱”（panopticon）中的囚犯一样。他们在人生的前25—30年里，通过考试取得优异成绩，进入一流大学，在知名公司寻获一席之地；然后在接下来的25—30年里，他们努力赢得晋升机会，取悦老板，求取世俗功名。接着，随着年增岁长，他们把对优绩的痴迷转移至自己的孩子身上。如今的父母对牛津、剑桥与哈佛的崇拜，与前几代人对上帝及其先知的崇拜并无二致。

退一万步说，有必要对下述问题思考一番：优绩主义思想到底有什么问题？是因为它支持现状吗（来自左翼的批评）？还是因为它使每个人都处于持续的焦虑状态（来自社群主义的批评）？优绩制的问题是其理念本身所固有的，还是说这些问题是由于未能足够有力地践行优绩制造成的？在把“你被解雇了”作为三等奖和给每个人奖励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明智的妥协？马科维茨教授和桑德尔教授担心，优绩制的做法正在产生不堪忍受的向往成功的压力。但是，对于这种压力难道没有其他令人信服的解释吗？例如，经济增长缓慢，加剧了人们对理想工作的竞争？或者，需要掌握的知识量不断增加，迫使想要成为专业人士的人更加努力地工作？

那么，到底还有没有更优的系统来管理这个世界呢？重要的问题绝对不是优绩制是否存在缺点，而是其缺点是否比其他制度少。毕竟，优绩制的倡导者也并未主张该制度是完美的。他们只是认为，在调和各种难免相互冲突的利益方面，优绩制比其他制度做得更好——这些相互矛盾的利益包括：社会正义和经济效率、个人愿望与有限的机会等。

当下关于优绩制的辩论令人无比沮丧，原因之一便是缺乏历史维度的思考。优绩主义并非某种抽象的思想，它不是像从朱庇特脑袋里孕育出生的密涅瓦那样来到这个世界。它是一种思考世界的方式，实际上也是管理世界的方式。它随时间推移，伴随着经济压力和政治激荡逐渐发展。若我们未能将优绩制置于历史背景中加以细查，又何以判断其究竟是一种暴政还是一种解放？若我们未能见识到优绩制的发端，又何以判断其到底是一种管理世事的明智之举还是一个陷阱？

（本文摘自《才华贵族》引言《一种革命性的思想》，发表时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拟。）